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9: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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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四、 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后期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此逻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历史循环。

  陈胜、吴广起义示意图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但是,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

  按照后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夺取工厂、政权,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对敌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正义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且,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其次,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什么时候该忍受。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论),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表明,无论在德国、俄国、中国、还是北朝鲜,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历史进程,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价值观改造。它想象了一场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在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早产儿,因此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够格的、可以持续的。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领导,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可见,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相应地,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而是尖锐、复杂、长期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五、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因此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超经济强制呢?其实,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征税,就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而是封建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都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会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认作是封建社会的标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超经济强制呢?一个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连亚当·斯密都不敢想象的没有政府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把存在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当成是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透过亚当·斯密型的有色眼镜才能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观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观,是商人的历史观,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对此,我有着颇为痛切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危害,但是,出了经济学界,应者寥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封建说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国历史在这一序列的哪个位置呢?是共产主义吗?显然不是。是资本主义吗?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磨,怎么能是资本主义?是此前的奴隶社会吗?中国农民有人身自由,有拥有和买卖财产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隶社会。排来排去,只有封建社会的帽子勉强可用。然而,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资产阶级。怎样使封建社会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断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育,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出现,阻碍了中国的强大,罪莫大焉!

  然而,这种学说不仅在回避了封建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差别,而且不能解释各王朝后期大地主、大商人富可敌国的事实,不能解释大地主、大商人对政治的腐蚀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事实,恐怕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欧洲历史之履的学说。

  真正的历史恐怕是,从西周到春秋,从春秋到战国,从战国到秦帝国,中国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在相当程度预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相应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也预演了近代东西方的学说纷争。

  当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内在还有着密切关联。

  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从道义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充分地肯定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地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学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意味深长。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一切道义、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和“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拿破仑和波拿巴,俾斯麦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历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将汇合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化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才能具备。如果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宗教、道德等因素的约束,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由此产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共同体感情”,那么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将失去前提。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良和革命”的内在悖论。资本主义一经改良,则某种神圣的共同体感情就产生了,两极分化就不可能达到极点了,革命就无从产生了。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改良运动,例如组织工会争取工资等,以赢得工人的支持。

  怎样跳出这一悖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由放任的市场起作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客观上支持自由放任市场,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支持大资本吃掉小资本,支持弱肉强食。相应地,所有试图阻缓弱肉强食的社会设施,例如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则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成了形形色色天然首长的哀鸣,是屁股上烙着封建纹章的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似乎比马克思更聪明,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拆除不利于大资本摧毁小资本的种种贸易、税收、金融壁垒,另一方面却结成本阶级的神圣同盟,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用镇压和收买两手,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从发生。这样,原来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制度和文化设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冷酷、无耻、肤浅、虚荣为时尚的弱肉强食社会。失去尊严的穷人在苟延残喘,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仍然如同海市蜃楼。

  资产阶级自我宣传、自我标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旗帜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肯定。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本国的工人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

  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

  为什么强烈批判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会成为资产阶级的首席经济师?其奥秘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思想来源,一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三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使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强烈的道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否定。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使马克思误以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是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概括,忽视了在无数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现象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长期的、非现金交易的存在,忽视了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政治其实都主导着经济,从而夸张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夸张了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在马克思的笔下,似乎过去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都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唯有资产阶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就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的剥削。

  德国的古典哲学则赋予了马克思一种历史进步观。如果说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则以生产力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用生产力决定论代替了绝对精神决定论,从绝对的唯心跳到了绝对的唯物,从而同样误解了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与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样,马克思就决定性地把工业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把历史的先进性赋予给资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欧,更进一步,马克思客观上使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欧中心论。

  那么,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否就必然产生工业革命呢?

  七、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现。

  宋代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德国J.谷登堡活字印书早约400年。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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