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图文)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7: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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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图文)

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图文)

田家英

 

长长的引子

 

1966年5月23日的那个上午,田家英最终走上了“自杀叛党”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田家英44岁,参加革命28年,入党27年,担任毛的秘书也已经整整18个年头了!

曾几何时,毛曾经是何等地赏识和器重田家英啊!更是有一种感情上的喜爱!

田家英的年龄恰好与他和慧女士生的大儿子一般大,连名字也都带有一个“田家英”字,一个是“家之田家英”,一个是“岸之田家英”。一度间,毛曾经迷惑,难道这是上苍派给他的又一个儿子吗?曾记得,1946年,毛的大儿子岸英从莫斯科回国了。岸英是于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流落在外整十年了,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毛要请一位老师来教岸英的语文和历史,选谁好呢?毛暮地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田家英,他精熟文史哲,年纪又与岸英相仿,真是最最合适不过的了。

毛就让这个“岸英”拜那个“家英”为师,让那个“家英”收这个“岸英”为弟子。

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交给的任务。他精心选用了鲁迅著作作为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他凭借肚皮里的学问则足矣。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不容自己有一丝懈怠。虽说只有一个学生,但他可是主公的长公子啊!那时,他已经称毛为主公的了。中国的乡野村夫谁都知道“三国”,曹操、刘备、孙权都是主公,主公的概念,就是准皇上啊!准皇上的长公子自然就是准太子罗!田家英就这样成了“准太子之师”了,从前这个位置有一个难以理解的称呼——“太子洗马”。田家英对此颇感受宠,但田家英是少年气盛且自负的,故而也并不十分诚惶诚恐。

缘份啊!岸之田家英也非常喜欢他的小老师。他俩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形影不离,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二英”虽同龄师生,却如同兄弟,如影随形,相处相得。

“异姓之子”并不恃才居傲,“亲生之子”也不腆鲜托大。毛看在眼里,倍感欣慰。

经过长达两年的鹰眼观察,可以说毛对田家英是处处满意,遂于1948年收下了时年26岁的田家英成为他的正式秘书。

相处的时日稍长,毛更是察觉出田家英的兰质蕙资。他越来越信任他,重用他,将他倚为心腹。他把许许多多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事情一股脑地交给田家英去做。工资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稿费由他去领、去存、去开支;敏、纳二女,甚至连那个小娘子青儿要用几个零花钱了,也都得通过田家英。那几方“毛泽东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印”都放在田家英的抽屉里。毛自己要用,还得通过田家英。编辑“毛选”,虽说由璜挂牌当主任,其实具体的工作都是木、达、田家英等几个秀才在办。尤其是田家英,一丝不苟,连那个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康生)在毛的面前也经常竖起老拇指夸奖不已,他夸奖田家英的校阅工作就像小学生描红一般的准确。

要知道,康不仅巨奸巨恶,而且自大自狂,尤其对于知识分子,康是一概都看不起的。康贬低过中国的首席文人郭沫若,他说郭的那几个臭字算不了什么,他自己用脚趾头夹着木棍也能写出比他更好的字来。康还曾给自己的画儿落款“鲁赤水”,与“齐白石”之名成联,言下之意,自己画的水平与白石老人在伯仲之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巨奸巨恶,狂妄自大,也确实有那么两把刷子的康,却能对田家英欣赏、推崇,可见田家英的学问和才能是多么的杰出。

如说田家英是毛的“大内总管”,还不符其实,因为8341不属于田家英管。但如说田家英是毛的“掌玺大臣”,那倒是名符其实。只是田家英管的事儿比皇上老儿的“掌玺大臣”管的事情要多得多,而田家英的地位却比皇帝老儿的“掌玺大臣”要差得多。

田家英从来不计较这些,也不懂得计较。主公信任,工作胜任,相处愉快,就是一切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是毛迷惑了,田家英本身也是迷惑的,他迷惑在毛的温暖之中。

田家英其实并不姓田,他的本名叫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十五岁投奔延安,第二年入党。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成为毛的秘书。

在田家英的心里,作为一个只身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能够在革命圣地得到光焰无际的伟大领袖的垂青,在中国革命的心脏部位里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这实在是太幸运了,太奇妙了。

这一切,当然都得拜毛所赐,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再造之恩,恩似日月齐辉,泽同山高水长。毛的才华、文采,演讲、战略战术,处处都洋溢着一种蓬勃、豪迈、雄主的气派,无不使田家英倾倒。毛是他的“天地君亲师”,是他的“明主”,是中华民族的“真命天子”。田家英发自内心地崇拜毛,也感激毛。

同时,对于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从小缺少亲情,渴望亲情的田家英,对毛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只有对父亲才有的信任、依赖的感情。

田家英称毛为“老主公”,其实他好想与“岸之田家英”一样叫他一声“父亲”啊!不过他有点不敢造次啊!

1956年八大时,毛的心情颇不爽。党内几个老家伙跟着苏共二十大瞎起哄,也乘机反对个人崇拜。那时毛还没有想到“个人崇拜有两种”的“妙论”来封住这些老厌物们的嘴,一时竟没有好法子来对付。于是,毛的情绪表现得有点低落,有点无心无绪。八大快要召开了,毛要致开幕词,一向自己动手写文章的毛却没有一点汪东兴奋的情绪。起先,他让陈伯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拿来一看,夯长繁复,离题甚远,于是毛对田家英说:“田家英,这篇八大的开幕词,你就给我捉一下笔吧!”田家英欣然领命,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稿了。毛首肯后又经刘、周、朱修改审定,就拿到大会上念了。

令毛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篇2000多字的报告竟引起全场34次掌声,及至毛读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全场更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面对大会场上如此热烈的反应,毛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也真来了精神,亢奋了,声音越来越浑厚、宏亮,会场也山呼海啸起来。

会议开得成功,开幕词更成功。会议散后,数不清的代表们簇拥着毛,一个一个地上前拍马屁:“主席,你的开幕词写得太好了。”

毛汪东兴奋得合不拢嘴,可也不掠人之美,他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从此“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竟成了一副绝妙佳联,成了应用最广泛的最高指示之一,也成了老百姓常用的日常用语。

那一刻,毛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夸耀田家英,就像夸耀一个自己的有出息的孩子一样。心情愉悦,溢于言表。他为自己有田家英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感到骄傲,为自己培养出这样一个好秘书感到自豪。

田家英不仅帮毛写文章,也间或替毛出主意。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毛的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省、地及地方上的干部称赞“六十条”,毛高汪东兴地说:

“‘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田家英。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不答应,他说:

“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听听!听听这些赞美的话,回想开国之初的那一段岁月,真如蜜一般甜呀!那时共和国年轻,田家英也年轻,田家英沐浴在春风里,朝夕亲泽皇恩,人如百卉初萌,利刃新发,浑身上下充满了精神头儿,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入夜大时分,毛常让李银桥泡上一杯上等的龙井,把田家英叫来,交办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毛在大沙发里坐下来,捧着茶杯叼着烟卷仰着头颅,田家英则谦虚地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这主仆二人开始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地侃大山。

那就是那个时期的毛每天晚上最好的身心休息。

毛是一代宗师,手不释卷,无书不读,博闻强记,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这么大的学问,谁能与他聊得到一起呢?毛自己不是也在咏叹:“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以为他是独步天下、笑傲古今的,不要说是知音难觅的了,就连找个谈话的对子也是难的了。可毛惊奇地发现这个田家英还行,毛说到那朝那代,田家英立刻能说出那朝那代的子丑寅卯。毛背涌一句诗文,田家英不但能接着把一整首背诵下来,还能说得出作者的事迹生平。毛感叹田家英年纪轻轻的,居然读了那么多的书,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学问。

有一夜,毛不无赞叹地对田家英戏言:

“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

说完,毛开怀大笑,大脑袋舒服地搁在沙发的肩上,四脚摊开。

田家英也笑了。

两人都笑得好舒心啊!

屈原的弟子宋玉说过风有帝王之风和庶民之风之分。

其实,笑也是有帝王之笑和庶民之笑的区分的。

毛的笑是帝王之笑,帝王之笑的最大特点就是想怎么笑就怎样笑,是自由王国里的笑。

一般都发生在毛的心情极度舒畅的时候,有几个不讨厌的后生之辈围着他神聊,自己又脱口说了一句连自己也预先没有想到的“生花妙语”后,毛自己想想得意,自己想想幽默,于是就会暴发出这样一种开怀大笑。

任何别的人笑时都没有这般的自在,都要看他的脸色和他的脸色所制造的气氛。毛不笑,那个敢笑;毛大笑,别的人才能小笑而和之。

如在庐山,彭德怀还没有上书之前的一个晚上,毛与众秀才们唠嗑。毛心情好,心情好时他才有点自我批评,说“我这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毛平生最喜欢的古人就是这个大白脸儿的魏武大帝曹操了,毛一向认为自己也像曹操那样雄才大略,同时也有多疑善谋,朝令夕改的特点,常令手下人不知所措,因此,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自己想想觉得有说不出的幽默,妙不可言,于是开怀大笑。田家英与众秀才也陪同大笑一场。

毛的另一位兼职秘书李锐的回忆中说:当时“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锐有一首诗记载了这件事: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所谓的“四心”,除毛外,其中有一颗就是田家英的,另两位即田家英的好友李锐和周小舟,他们都当过毛的秘书。

笑声犹在耳边,田家英却永远的走了。

毛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往昔的感情早已无处寻觅,也全然忘记了当年“读书人之墓”的笑诺。

毛冷冷地说道:

“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指彭德怀)、彭(指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读书人之墓”不去说了。现在是“自绝于人民者之墓”!“右派秘书之墓”!“也有野心者之墓”!

其实,哪儿还会有什么“墓”?田家英死无葬身之墓!

最先得知田家英死亡消息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随后听到了毛的意见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既然毛已将田家英定性了,周落实指示不过夜,结果尸体没有送检,用了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事。

我至今仍然不解周的思维逻辑,为什么有了毛的指示,尸体就不能送检了?

多年后,多年后!

那个倾注了毛晚年全部心血,精心策划、刻意培养的彪居然叛国外逃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个消息太突然,对毛的刺激太大。毛泄了真精,伤了元气,一下子就衰老了,接连休克了好几次,即使他醒了过来,也全没了往昔的精气神儿。黑夜里,彪的鬼魅,吊梢浓眉、三角细眼,伴随他那特有的老妇人的尖嗓音,常常越过荒漠,越过长城,越过中南海的红墙,闯入毛的梦境,将毛的灵魂也带走了。

毛一天天地衰老了。当毛衰老得已经走不动路了,行将就木之际,那份对田家英遥远的感情又曾回光返照般地在心田淡淡地涌了上来,面对窗外无边的萧萧落木,毛喃喃地说道:

“看来,田家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其时,田家英已走了8年了。

笔者写此大怒:“早干啥吃的!”

 

一、66年5月22日那个下午和晚上 

人之生死往往系于一瞬一念之间。

仅管,田家英已经在日趋浓郁的政治阴影中阴郁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如没有最后一击,他还不会这么快地就选择了“死”。

一般而言,“自杀”是因为客观上活不下去了,因此主观上不想活了。

至于,为什么客观上“活不下去了”?

那是因为有道坎儿,或有几道坎儿迈不过去了。写检查过不去,交待问题过不去,批判自己过不去,检举别人过不去。即便咬咬牙检举一下,检举得重,自己良心过不去;检举得轻,也仍然过不去。

那是因为有些事情受不了。挨打受不了,游街受不了,对于君子而言,挨小人凌辱也是很受不了的事。

那是因为绝望。对自己绝望,对至亲好友绝望,对前途绝望,对事业绝望,对社会绝望,对未来绝望。

也可能因为恨。恨自己,恨别人,恨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和犯过的错,也恨别人做过的事和犯过的错。

当然也有的人想以自己一身之死,唤醒他人或唤醒社会对某件事、某个人、某个主义、思想、道路的觉醒。这种人也即所谓的仁人志士了。不过抱有这种目的自杀的人是极少的,活着不也可干同样的事吗!

田家英似不是这样的人,他到不了这种程度。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

毛专车外出杭州玩儿去了。

毛平生最喜玩这种把戏。布置好了你们去开会,让你们一帮子去开会,自己独自一人游山玩水,出了问题好来收拾你们。

别人的心情如何呢?可能只能用“忐忑”两字来形容。一方面太上不在,好议政办事,说话也稍无顾忌;另一方面,太上虽不在,可太上的狗在;再一方面,太上回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办?

怎么办?没办法。你问我,我问谁去。会还得照常开,不开也得开。

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汪东兴起的《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敲响了史无前例的“丧钟”。“丧钟”为“三家村”而敲;为彭罗陆杨而敲;也是为田家英敲的;其实也是主持会议的刘自己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刘也是没法子,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由不得自己了。他权衡再三,决定紧跟,挥舞大刀,向自己的手下人吹去,最后充当了一回积极分子。

会议通过“通知”的同时,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并做出了处理以上四人及田家英的部署,分别成立了专案委员会。

邓小平是这个总专案委员会的主任(另有一说,是周恩来),彭真专案组长是康生,陆定一专案组长是陈伯达,杨尚昆的专案组长是汪东汪东兴,罗瑞卿大将则另由中央军委组成专案组负责审查,由上将杨成武负责。田家英的专案组长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组员是王力和戚本禹,中央指定田家英的工作和资料移交给禹。

邓的专案委员会主任职务一直担任到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受到批判后,此工作移交给了康。

如此说来,田家英专案的具体行动和部署应在刘、邓的指挥下进行的。但因田家英是毛的秘书,大主意都得听身在杭州的毛。汪东兴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又直接受周的领导。所以,涉及田家英专案的具体,哪些是刘的指示?哪些是邓的指示?哪些是周的指示?哪些是毛的直接指示?哪些是汪东兴直接搞的?哪些又是小青儿通过禹搞的呢?

另据戚本禹的回忆:

“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三月云淡风清注:可能涉及田家英的一个哥哥的问题),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笔者认为禹的回忆比较可靠。按禹的说法,刘邓基本上没有参与田家英专案。但在此之前,刘已在毛的面前对田家英说了落井下石的坏话的,这有案可查(三月云淡风清注:本文暂不作叙述)。至于邓说过什么?至今没有披露。

一盆浆糊,一捆乱麻。有朝一日真相大白天下,很可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谁也脱不了干系!

田家英曾经常参加中央的这一类会议,但那已经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回忆。眼下,他靠边站了。田家英当然知道中央有这样一个会议正在召开。却没有想到这个会也是针对自己的,更没有想到他已经荣幸地成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五人,他的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1966年的5月22日是个星期天,又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午饭后,田家英与他的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散步。“瀛台”曾是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田家英在瀛台散步当然会想到光绪,也想到自己,都是两个倒霉的人,心情好不起来。

很长一段时期来,田家英已经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谈事情。逄是他比较信得过的年轻秘书,跟他也已十多年了。说是谈谈事情,说不定就会冒出一些犯忌的“黑话来,田家英发现自己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隔墙有耳的顾忌总是要有的,野外散步就没有了这一层顾忌,毕竟是朗朗白日下,浅浅碧丝中。五月是一个多么好的季节,春阳的温暖,春风的和熙,春花的艳丽,春草如绿丝,有限地释放了他一点点的郁闷的心绪。

田家英散步后回到他那“永福堂”寓所兼办公室时已是下午3点半了。推门进来,只发现家中坐着三个不速之客,妻则静坐一侧。斜阳射进了深深的屋子,屋里笼罩了一层死一般的寂静。田家英顿感意外,心头立刻涌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以文、力、禹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半小时前突然来到此间。

这是个奇怪的组合:

文,中组部部长。谁都知道他是白区的人,华北局的人,刘的心腹人。刘派山头的第一号大将彭真已被打倒,文的覆灭也指日可待,可此时还“是儿逼似”的。

力,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是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势头正炙,不久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是“王八七讲话”的始作甬者,武汉事件的制造者之一,“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名列第一的小爬虫。

禹,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处级干部,曾是田家英手下一名不安分的下属。此人写的文章受过毛的大力赏识,是小青儿的嫡派亲信,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的小三子,却是一个最受毛、青夫妻挡宠爱的小爬虫,也是三人之中最后一个被毛自己下令掐死的小爬虫。

禹这个人,我在1967年时有幸得识尊颜。那是在清华主楼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禹端坐在主楼前的台上,我则席地坐在主席台后面的水泥地上,我荣幸地看见了这位文革新贵,并写过一张莫明其妙的条子递给他:“请戚本禹同志转告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XXXXXXXX》战斗组全体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时我见禹放进了口袋里,还很高汪东兴地回过头来。现在想起来,当然十分搞笑。这样一张条子有什么意义?禹麻子怎么可能将条子转给毛呢?说不定,转眼就扔进抽水马桶里。可当年的红卫兵都玩这类屁用不值的游戏。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禹虽是以文出名的人,却不是一个书生的形象。而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山东汉子,脸很大的,且很扁的,有点像香港演员中一个常演“大傻”的那个人。

文人其实不一定是那种白面书生,北方的文人往往是粗壮的汉子。传说中的清朝第一才子纪晓兰,据说就是一个又高又壮又粗又黑的山东汉子。我看到禹后,常常联想到《薛仁贵征东》中那个杀人如麻的高丽番将盖苏文。而当年,我们清华的蒯司令最佩服的就是这个戚麻子,他说他坐在沙发上的姿势真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文招呼大家坐下,对田家英的妻子董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大家坐停当后,文打开文件照本宣科: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文放下文件,又说:“田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文讲完,禹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

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田家英又问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文的态度还算平和,只说田家英有错误要检查,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也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

力与禹也没有插言,董边和逄先知更没说话。在这样一种严肃的政治场合下,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田家英对所谓“思想一贯右倾”罪名是有心理准备的,毛也不只一次地就此批评过,可现在却又加上一条“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是中办主任,田家英是中办副主任,两人的工作联系当然比较多。

什么叫做“不正常”?

又如何才是“正常”?

“不正常”是什么罪名?

田家英知道,中国特色的“莫须有”在自己的身上重演了。

田家英心乱如麻,却又心静如水。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汪东汪东兴派遣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禹交代她和知一起登记、清点文件。文与力分别乘车返回,禹也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通报情况。

文件清点到5、6点钟,王妙琼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就走了。

整个晚上,田家英都在继续清点文件,边帮着他。

晚上七点多钟,汪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禹接替工作之事。汪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对田家英的批评。禹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知的夫人马芷荪是科级以上的干部,她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也没有向田家英透露消息。

关于这个会议的详情,汪究竟讲了哪些话?至今没有任何回忆。

边后来对于那个晚上的回忆全都是关于整理文件的。哪些文件要交?哪些文件怕交出去更惹麻烦?哪些文件又有点舍不得交。

午夜12点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禹打来的,田家英接着,不说一句话。边侧耳倾听,却无法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只见田家英愤愤地摔下电话,抬起头迎着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边见丈夫的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田家英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在对着边说,又像在是自言自语: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田家英将毛婆娘和毛的另一大秘书陈列入了恶人之列,却没有将毛列入其内。其实他很清楚,没有毛的同意,谁也不能将他停职反省的。

不是留有余地!也不是嘴上积德!而是他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胆识!当年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这个认识和胆识。

关于那个晚上的细节,禹在2002年的回忆有所不同。他说: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田家英的,而是田家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笔者仍然认为当事人禹在事隔30多年后的这一段回忆是比较可靠的。但在那天深夜里无论是田家英主动打电话或是禹打的电话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禹的回忆中有一段关于田家英违规操作的描写,似乎也是可信的,这也并不能改变田家英的形象,不过说明了当时田家英与禹的表面关系还是可以的,但并不能否定田家英接过电话后对边说的那些骂禹的话就不存在。田家英想通过老关系打听一点小消息,禹也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说。禹的人品是不好的,没有正义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哪能雪中送炭,否则他也不会当小爬虫了。

 

 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图文)

 

二、5月23日上午,田家英之死的几种说法

那个夜晚,田家英还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

有一点可以断定,就在那个夜晚,田家英决定了死。

“士可杀而不可辱”,田家英的脑子里盘来盘去就是这句话。

至于“以死抗争”、“死谏”之类的想法,未必有。

死的方法和地点,也一定是那个不眠之夜临时设计的。

方式是上吊。

地点毛的书房。

自杀中最愉快的方式应该首推服安眠药,昏沉沉地睡去,永远不再醒来。多好!没有痛苦的过程。但田家英没有条件选择这样一种比较愉快的自杀方式。他太年轻了,身体也好,平时不吃安眠药,临时去搞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搞不来许多,慢慢积累吧?已经等不及了!

至于为什么要死在毛的书房里呢?也许只有那个地方才有一定的高度,可以拴那根结束生命的绳子。不,不是绳子,禹的回忆说是带子,却没说是什么质料的带子。也许只有那个地方比较安静,不会被人打扰,不至半途而废。上吊这种方式,必须有个十几分钟的过程,倘若在过程没有完成之前被发现,也会被救过来,自己则会落得一个“自杀未遂”的罪名。死没死成,平空又添加罪名,岂不太划不来!所以得找一个安静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

也许想死在老主公的书房里,那么鬼魂也能永远地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难道是让他不得安宁,难道变成厉鬼向他索命,难道是方便向他托梦:我是冤枉的。难道就像黑旋风李逵发现吃了宋江倒给他的毒酒后大笑:“哥哥哎!我生是哥哥的人,死是哥哥的鬼!”

我看也都不是的,田家英没有这样的豪情,对毛也没有这样的眷恋,很可能,他只是想留给毛一点“念想”。

5月23日凌晨,边再也睡不着了,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眼睛黑了一圈,人瘦了一圈,似乎彻夜未眠,陷入无边的思忖之中。边劝慰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却无言相告。死到临头,还提他做什么?这一切难道还不都是秉承毛的意旨吗?

他装着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话:“中午还回不回来?”

“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边答道。

边是那种性格直率,却很粗心的女人。多年后,女儿回忆她的母亲说,单位上的群众揪斗她,让她上台做检查,她居然大摇大摆地端着茶杯,拿着稿子作报告呢。这件事被大家当作一个笑料。

边就是这样一个粗心得冒傻气的女人。边难道没听说五天前那个“三家村”的拓已经服毒身亡了?居然没有一点警觉。她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倒感觉丈夫似乎比昨晚还平静了一些。况且,边自己还有一大屁股的烂事儿等待处理,她扒了几口稀饭,对田家英说“稀饭在锅里,还热着呢,你也赶紧吃点”,便匆匆上班去了。

这一去,从此与丈夫阴阳相隔,永不相聚。

我们假设,边在早晨8点左右离家,到中午12点发现田家英之死时,腔内一丝游气全无。那么,田家英的脖子至少是在11点左右伸进吊环的。

田家英是如何度过这弃世前的最后3个多小时的呢?

对此,现在有几种说法。

较早的一种说法见于传记作家叶永烈的笔下,他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田家英》中写道: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没有一个来访者,没有一个电话!也就是说,在这3小时内,田家英只做了一件事:准备自杀和进行自杀。

但这仅仅是叶作家的一种描写,一种推测,并没有根据。叶是一个多产的传记作家,主要靠写中共的名人传记出名发财,他的作品往往漏洞太多。

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在很多年后写了长篇的回忆文章。文章直接否定了叶作家的说法。

曾说: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有没有人给田家田家英挂电话,肯定或否定,我们现在还都不好下断定。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寓所看望过田家英。

此人就是田家英早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然关系密切的好友,朱德的现任政治秘书何均。

5月23日上午8时许,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却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安慰安慰老朋友。

及至见了面,两人却无话可说。

虽然那天自然界的天气是极其的好,春和景明的,但这两位文人的感觉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又都料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

“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

“也还好!”

“务必凡事要想开一点啊!”

“是啊!想不开又能怎样?------哎?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又是长时间的空白。

“主席说什么啦?”

“不知道!”

“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能不知道吗?他有什么事不知道?”

又是空白。

“主席会为你说话的。”

“他能不说吗?他早已说了。”

“他说什么呢?”

“能是好话吗?”

又是空白。偶尔又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你好好检查吧!写得诚恳一点。”

“诚恳管用吗?士可杀而不可辱。”

前面的对白都是笔者的臆想,只有这一句“士可杀而不可辱”见于曾自的回忆。均感受到田家英不妥协、不苟且的决心,却仍然没有与“死”联系起来。

均说:“你不要这样想,什么士不士的?”

田家英没有回答。

又空白。

两人又枯坐了好大一会儿,均起身欲走。

田家英说:“再坐会儿吧?”

均又坐下,可坐下后,依旧无语。

过了片刻,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三。

这其实是田家英对生命的最后眷恋。

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

其实,均也有可能怕呆的时间长了会受到怀疑和牵连。

要是有人问:“你和田家田家英秘密串连都说了什么”?该如何回答?

要是有人问:“这种时候你还去看田家英,你俩关系不正常啊?”又该如何解释?

你要是回答没有说什么。那怎么可能?你欺骗谁呢?

这是那时代的人极普遍正常的心态,既不说明均的胆小,更不说明均的卑鄙。如果说是卑鄙,那也是那个时代那个伟大的人物把全中国的人都变得卑鄙了的。

田家英又送均,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均的办公室才依依不舍地返身回了寓。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

“田主任不见了”。

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姓名不详)及知等三人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

然而他们都说没有看见过田家英。

大家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更坏的情况是什么?难道是潜逃。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赶来报告:“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像有人。

三人随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

砸开锁进入书房。

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

田家英的长长的身体无助地悬着,舌头吐出来老长老长的,田家英的眼睛本来就有点鼓,这一下就像要“暴”了出来。

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的铅笔写的遗书。据说文字并不太多,却至今也不公布。

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仅为“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聊聊两句话!

曾自的文章通过均的回忆说明那天上午田家英的言语、行动、表情都是一种自杀前的迹象。而且,知等三人还发现了田的遗书。

那就更坐实了田家英是死于“自杀”。

现在,让我们再假设一下。

田家英送均返回的时间是九点半钟,也就是说田家英从八点到九点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的动向基本搞清楚了,那么从九点半至十一点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空间田家英又干了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人来过?或接到什么电话?这一切都不清楚。

有一种可能,田家英在这一个半小时内确实也只做了准备自杀和进行自杀这一件事。比如寻找一根能承重100多斤的带子,再考察一个能系上这根带子的具体地点,再打上一个活扣,遗书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写的。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做这么多的事大体上也差不多。

再有,屏风后究竟是怎样的情景?并没有明确的透露。

笔者前面所说的悬梁者的形象也只是笔者的想象。

田家英会不会以另外的形象出现在屏风的后面,比如说是倒在血泊之中;比如说带子断了,没了气息的身体倒在地上。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傅雷夫妻也是选择的上吊,最后当保姆发现之时,傅雷仍然挂在空中,妻子却因绳子断了而倒在地上的。

田家英的遗书还有那些具体的内容也不得而知。

由于这两项不清楚,于是人们就有了怀疑和想象的空间。

最近网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汪东汪东兴的交待”:

“我接主席指示(笔者说明:此时的毛远在杭州,所谓的“主席指示”当然是电话指示。毛是什么时候打的电话,是亲自打的还是让秘书打的,还有什么其它内容呢?汪东兴也没有交待清楚。),要我到田家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笔者:如此“关怀”!无非是催命的金牌),问他有什么想法?”

于是网上又有了如下一段田家英和汪东兴的对话。

“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主席,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田家英冷漠地笑了一下说。

汪东兴问道:“还有什么想法?”

田家英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主席?让历史见证。”

汪东兴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

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主席也会对我田家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

说着,田家英将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与毛决裂的决心。

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田家英应声而倒。

汪东兴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了。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这种说法的要害,田家英之死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不是谋杀,而是警卫的“过失杀人”。

网上的这种说法,过程的叙述颇为细致,言之凿凿,还有具体的文件号,似乎也有让人可信之处。

但是内卫朱国华已死,死因不明。

当年有关此事的档案也已失落,所以,即使是他杀,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

什么叫现场气氛激烈?摔了一个茶杯就算激烈了?就能让内卫情绪失控了?

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的死因?档案材料失落的经过?

这一系列问题又是层层的迷雾。

网上还说,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曾提出,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的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还有一种说法,田家英虽是自杀,但方式却不是上吊,而是开枪自杀。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前提就是田家英必须要有一支自备手枪。而田家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怎么可能会让他有枪呢?或是田家英虽然没有手枪,但是,他手急眼快地从警卫手上夺下了一支手枪,然后,当警卫还在发呆之时,就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叭”地一下。

田家英不是一介书生吗?能有如此机智吗?警卫是那样的呆B吗?

这样一来,田家英之死出现了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

如果是自杀,时间上肯定是在1966年5月23日上午10点—11点,地点是在永福堂毛的书房,但方式却又有上吊或是开枪两种可能。如果是上吊,那是上吊在书房内的两个书架之间,可两个书架之间的空间很小,书架的高度能否使上吊成为可行?这也是疑问。如果是饮弹,那么田家英怎么会有手枪?这又是一个疑问。

如果是他杀,又有误杀和故意两种可能。误杀的说法是:所谓的汪东兴的警卫情绪激动而失控。中南海的警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怎么可能因情绪激动失控而开枪误杀,似乎很解释不通。而且究竟开了几枪?每一枪命中那个部位?是不是一枪就命中要害?警卫又居然已经死了,有关的文件也失踪。这一切,似乎在说明这是一起在“误杀”的名义下进行的蓄意谋杀?那么直接主使者当然是汪东兴。如果是汪东兴授意,汪东兴为什么要杀田家英?还有没有人指使汪东兴?汪东兴与田家英平时关系并不太坏,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是杀人灭口,田家英掌握有汪东兴的致命的证据。

如果是他杀,田家英口袋里的那份简单的绝命书又从何而来?这也是解释不通的。

难道是伪造的?对于伪造的信件,从技术上并不难鉴定,所以不太可能是伪造。

如果绝命书是真的,而又是他杀,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田家英本来也已做出“自杀”的决定,绝命书也已写好了,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他杀”了。这也是凑巧了,巧合的事情虽然令人难以置信,却并非完全不可能。

由此看来,田家英之案真成了扑朔迷离的大案了。

对于以上几种说法,笔者没有足够的资料能作出确切的判断,还是留此存疑,将来让历史昭明真相吧!

笔者个人的观点,倾向于田家英死于自杀,方式也是上吊,时间是5月23日上午10至11点之间。

 

三、夫子是个好人

说的还是5月23日上午12时,陈等三人发现田家英已死。

马上报告汪东兴。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着他的还有中办主任杨德中。

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立即开了个小会,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再由周转告尚在南方的毛:你的秘书田家田家英自杀了。

当然,周是不会这样汇报的。谁也不会这样汇报。在毛周围工作的人都是中国的“人精”,没有谁会这样愚蠢。

据王力回忆:5月23日午后,力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两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组长文也是在这之后得到的通知。

再说田家英的那个粗枝大叶的傻老婆董边,在那一天的下午3时左右,她才开始惦记自己的丈夫。她刚把机关的事情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文的声音。文要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却没有告诉她理由。边感觉不好。

边走进西楼会客厅。看见文、汪东兴、力等人已在室内,大家都是一脸销肃。就在这小会客厅,文代表组织向边直言宣布:田家田家英畏罪自杀(有的文章说宣布者是汪东兴不是文)。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早上还是活生生的丈夫,突然就从自己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

“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

“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还好。并没有大声斥责:“董边,你要老实交待三反分子田家田家英死前还有什么反动言行?”就连禹也没有这样说。凶恶的人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才有了一星星的善良。就象从邪恶的狭缝中生长出来的一棵不名的小草。

此时的边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她仍然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组织性。“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边答道。

老公都没了,还他妈的什么组织性!况且,这个组织已经不是她的组织。从此之后,她就是一个畏罪自杀的三反分子的家属。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了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已经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条用旧了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边的胳膊往前拽:

“你看清楚一点,田家田家英自杀了。”

于是,床单被拉开,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

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恐怖的痛楚和悲愤。

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

“家田家英啊!你怎么狠心丢下我们娘俩,自顾自的走了啊?你好狠心啊!”要是农民,就应该是这样的“哭法”。但她不是农民,她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她想到可以这样的哭法:“田家田家英,你罪该万死!你怎么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怎么对得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她就是这样的哭法。

她本来应该反复哭:“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娘俩?”一想到这也大是不太妥当的,这也是公私融合论啊?于是哭了一两句也就噤声了。边在哭的时候也实在找不到安全的语言。

就在这时,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永福堂”。

“永福堂”其实是“无福堂”,在田家英之前的一个主人就是庐山会议上的反角彭德怀。

边向小院门外走去。

她看到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正朝她走过来。

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在田家英领导的部门工作了17年,自从担任田家英秘书后,他们朝夕相处,关系如师长弟子一般。田家英的突然殉难,政治湍流席卷得如此迅猛,知自己随即就可能被卷进漩涡。

知看见了师母,一点点蹭向她。

两人擦肩而过时,知哽咽地说了一句:“夫子是个好人!”

中南海里与田家英熟识的人都称田家英为“夫子”。

古代中国人都将有大学问和大道德的人尊称谓“夫子”,如孔夫子、孟夫子、朱熹、王阳明等也分别叫朱夫子、王夫子。不过当代中国,夫子这个称呼也早已变质了。除了学问道德还可以外,多半也是形容某人迂腐,认死理,不识时务,不通权变,是个书呆子。田家英有这样的绰号,可想他平时为人之一斑了。

知的声音如蚁般细弱。

因为他的身后站着看押他的军人。

没有人听见知说的这句话,但边听到了。

历史这位沧桑的老人也听到了。

 

四、田家英说毛:隐身免留千载笑

曾经亲如父子的毛田家英关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产生裂缝的?

一般研究者认为起自1959年的庐山会议。

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田家英自己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有一则杨尚昆的回忆可以证明这一点。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主席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这一段回忆很值得思考。

刘少奇修改“后十条”,为什么不带自己的秘书,而带田家英呢?

笔者推测,刘起码有如下两点说不出口的心机:

1、你看,有你的秘书跟着我,你总该放心了吧?这是因为刘已经觉察毛对他的不信任。

2、你的秘书总该了解你的想法吧,有什么问题也会随时向你汇报、请示的,这样搞出来的东西不至于与你的想法相悖了吧!

谁知道这却害了田家英。

多年后,毛泽东批判陈伯达时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他看我快不行了,他这只老鼠就溜到林彪的船上去了。

毛重用达远甚于田家英,但他也知道达人品不好。毛对达虽重用却不尊重,从来呼来喝去。对田家英虽不重用,却多多少少有一点人格的尊重。

他认为达是自己投靠林彪的,而田家英则是被刘少奇拉过去的。

而59年庐山会议上的分歧又从何而来呢?还不是出于对58年大跃进认识的分歧。

源头就在此。这不仅是毛与田家英的分歧,也是与此前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分歧;此后的庐山会议上与彭黄张周的分歧,由此才有七千人大会的分歧,四清运动性质的分歧,与刘少奇的分歧。

大跃进是毛与所有党国要人分歧的最初起……

大跃进,实在太可笑,太荒唐。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个领导人是这样治理国家和领导经济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执政者,不胜枚举,但好大喜功到如此疯狂,急功近利到如此荒唐,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炼钢铁,密植、深翻,都如同白痴、疯子、精神病、臆想狂干的,亏毛这样一个农家子弟怎么会想得出来。其实,毛虽是农家子弟,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下地干过活。毛少年时与父亲不断发生冲突,父亲骂他四个字“懒而无用”。

毛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呢?

中国的学者们都说他是好心办坏事。

心好,动机好,愿望好,出发点好,想使中国一夜之间赶田家英超美,变成富国、强国,超级大国,老百姓都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以“吃饭不要钱”为首的几十个“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好日子。这难道不是好心?

当然是好心,可惜这样的好心谁能当得起。

我认为毛之所以要搞大跃进,那是因为他被解放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三年解放战争进行得太顺利了。

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毛就曾说过五年解放全中国。当时谁也不相信,结果如何?却只花了三年的时间。800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竟如此不堪一击,那真是“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啊!那真是“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啊!不能不让人从心底里佩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老百姓由此将毛神化了,更要紧的是毛自己也把自己神化了,他认为自己算无遗策,无所不能。于是,他用“打老蒋”的心态和方法来指挥经济建设。

打老蒋时,毛积累了一条经验。那就是每年都要给各个部队布置任务,落实指标:今年上半年消灭老蒋多少个师,下半年消灭多少个师,明年再消灭多少个师,并把指标分配给各大野战军,一野多少?二野多少?三野、四野各多少?结果也真神了,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不少,没有落空过。那时的毛正处人生鼎沸之际,心想事成,想什么有什么,干什么成什么。

搞经济建设时,毛就是用的这套老经验、老办法。他也是如此这般地制定指标、布置任务的。去年钢产量535万吨,今年翻一翻1070万吨,明年再翻一翻2140万吨,后年------如此翻下去,赶田家英超美当然指日可待。

战争时期,毛说过五年左右打败老蒋,结果只用了三年。现在毛又预言十五年赶上田家英国,看来不用了,只要十年,只要五年,最后说只要三年。结果到他死,将近二十年,不仅没赶上,距离却越来越老远了。美国,更免谈了。

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事,彼一事。

上师范时数学老不及格的毛却对数字特感汪东兴趣,真是怪事情。

毛还很神秘地说,现在看来,我们的速度要比苏联还快些,我们会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先进了共产主义也不要说,也不对外宣布,好给老大哥留点面子。

又说,粮食多了吃不掉怎么办?还说中国要管全世界人的饭。

现在听来如同天方夜谭,就像是世事不知的三岁婴儿说出的极天真幼稚的话,又像是高烧42度的梦呓。

但是当时确为大多数人相信。能在短短的三年内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蒋匪800万大军的毛,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不可能创造出来呢?这就是当初一开始时人们并不反对大跃进的原因。

可是“大跃进”的后果实在太大了。

对于历史的长河,三年不过是一瞬,但对于天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老百姓,三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三年内,由于深翻、密植,基本上颗粒无收,却还要几百斤一亩地的下种子,还要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吃饭,还要让农村的劳力去汪东兴修水利,去大炼钢铁,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放着现成的庄稼不收割。里外里,外里外,一个鸡蛋的穷家当那能经得起如此穷折腾。一年不到时间,大饥荒就浮出了地平线,像一阵呼啸的飓风吹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

看到老百姓挖树根、啃树皮,吃观音土,看到神州大地饿殍千里,人人食不果腹,甚至在一些边远山村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那些曾经“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共产党人,总还有几个没忘了他们原始的宗旨,总还有几个天良未灭的高官站出来“为民请命”了。

这其中的第一人,就是彭德怀。

这个雇农出身,被家乡人称作“石伢子”的元帅不幸在59年时回了一次乡,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乡亲们跪在他的面前,请他为老百姓“鼓捣胡”。“石伢子”的心给撕裂了,于是跑到庐山向毛放了个大炮,由此种下杀身之祸,为他带来十五年的无穷无尽的灾难。

毛的名言“硬着头皮顶住”,“下罪已诏的皇帝没有一个不下台的”。

面对怀的诘难,毛眼睛眨都不眨,用霹雳雷霆手段,将其打成反党,对黄张周等数落自己的不是的人一个都不放过,将他们捏在一起制造成“反党集团”。

话题回到田家英。田家英在四川蹲点,怀见到的农村惨象,他也都见到了。面对百姓的疾苦,他和怀有太多的共鸣。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毛横下心来对彭黄张周鸣鼓击之同时,却对秀才们表现了宽宏和容忍。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秀才还是我们的”,就轻易地放过了与彭共鸣共识的田家英、锐等,也包括他的另两个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

庐山上,新老秘书一起披挂上阵反对“老主公”,说出去,对毛是一个丢尽颜面之事。老百姓会怎样想呢?

田家英虽然侥幸过关,但田家英毛双方,都在各自的心头投下了永远的阴影。

从此后,主仆二人往日的融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失去了“主公”的信任,同时也不再信任“主公”的田家英,在政治上就不断地走下坡路了。

在毛的眼中,田家英不再是对自己无条件信任、崇拜、服从的小青年了,原来这小子人小鬼大,老有自己主意,而且还支持自己反对的人。

在田家英的眼中,作为一个士人,他所依傍的“主公”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主公”当然仍然是“主公”,但不再是从谏如流的“明主”,更不是爱民如子,慕贤若渴的“贤君”了。

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忽地有一日,田家英悟出了心得。

他居然对锐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说三句话: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他甚至还和几个要好的秀才谈论:毛应该“隐身免留千载笑”,退到二线去写回忆录。

好一句“隐身免留千载笑”!

田家英认定毛搞的这一套必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辅佐明主,修齐治平,一直是中国读书人难以摆脱的情结。但毛晚年的一系列的作为,使田家英灰心失望到了极点。他说:

“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

这句话他对逄先知说过好多次。

田家英是精熟中国历史的,田家英的话从内涵到风格都是中国的传统士人对帝王将相评价的语言,深刻、尖锐得一塌糊涂。

与田家英同样尖锐、深刻的话别人也说过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曾对毛说过:饿死人,你我都是写进历史的啊!

1967年2月,谭震林大闹怀仁堂说了一段更为深刻的话:我悔不该活了这么久,悔不该跟了主席这么长。

刘与谭的话,同样都是痛彻心肺的。

但他们比田家英的话分别晚了三年和八年。

田家英的这三句话都是在1959年说的,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对毛的最大胆也最深刻的评价。

笔者认为,就凭这三句话说明了田家英的觉悟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全体知识分子,除港澳台外。

有句古话:“局中人自有甘辛,局外人自有公论”。

当然,即使是在大陆,也有人说过比田家英更入木三分的话。

如储安平,如章伯钧,都说过更厉害的话。平、钧这一类人物这一类话,中国的小老百姓永远是不知情的。即使知道了,那也不可能动摇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他们本来就是阶级敌人嘛,阶级敌人咒骂革命领袖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是几只苍蝇嗡嗡叫而已。

但田家英就不同了,那是追随毛打天下的人,与毛朝朝夕夕相处的人。所谓“耳提面命”,一早一晚都能听从伟大领袖教诲的人。从延安相从一路到了北京,从少年相从忽忽而至中年,无论是对革命事业,还是对毛个人,都是心如铁石,永不变心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说出了这样三句话,传到下面来,那就会彻底动摇人民的信心。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捉放曹”的故事。从血淋淋的现实中,陈宫终于痛苦地毅然决然地弃操而去,夤夜只身投向茫茫江湖。

田家英在庐山的心情与当年的陈宫有几分相通。田家英说“总有一天要分手”,可是,分手后你往何处去?

田家英当年可能对于分手后的设想可能有三条:

一是解甲归田,回四川老家当一名农民;

二是研究清史,做一名清史学者。为此,他也一直在收集资料,做着准备;

三是回老家去当一名县委书记,亲身做一番与毛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实验。

直至这时,田家英依然没想到过死。

可是这三条路都给堵死了。

田家英无处另投啊。

田家英从此惶惑了。

又过了几年,田家英终于大彻大悟,这才明白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

 

五、田家英说毛:有时候说了不算数

    有一天,毛身边的三个近臣:掌玺大臣田家英、大内总管汪东兴、太医院御医李,恰好在一起。掌玺大臣田家英说对太医李说:

你很清楚,主席讲话,有时候说了不算数,今天这么讲了,明天可能那么讲,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太医李说可不是吗,大内总管汪东兴也表示深有同感。

毛身边的这三个重要的近臣都有同样的感受,可见毛的这个毛病很不轻。

什么叫“说了不算数”?就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说话不算数,还算是个人吗!

所以,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以诚信作为美德。不同的是西方人将“诚信”作为第一美德;东方人将“诚信”作为美德之一。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第一”也罢,“之一”也罢,不管怎样,“诚信”作为美德总是全人类的共识。

然而,即使是人类共识,还是有人经常说话不算数。

人人都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原因很多,主要两条:

1、健忘。前面曾经说过什么,忘了。

2、变化。因“今日是而觉昨日非”,形势变化了,认识前进了,修正、改正、变异,局部甚至全盘否定昨日的观点,

出于这两点原因的说话不算数,应该可以理解和谅解,但作为当事人也应作适当的说明。毛也是人,虽然是“伟人”,但在情理之中的健忘,或认识上的变化,所导致的前后不一致,说话不算数,也一样应该得到理解和谅解的。

问题是毛的“说话不算数”与其常人常理大不相同。

1、成习惯。

常人都以诚信为重,非迫不得已,不肯轻易否定自己说过的话和作过的承诺。反观毛,出尔反尔的例子太多了,始终如一的例子却很少。说话不算数,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2、作为一种策略和计谋。

常用说假话来麻卑敌人、对手。

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克敌致胜的许多计谋,如欲擒故纵、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围魏救赵、远交近攻、放长线钓大鱼等的共同特点都是说假话,造假象,迷惑敌人。越是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自然,假象制造得与真像一样真实,计谋就越成功。一辈子都在玩弄以假乱真的人,那里还会对“出尔反尔”有一丝愧怍之心。相反,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为自己的高智商而沾沾自喜。

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36计,大多是一些说假话,搞伪装、欺骗对手,引诱对方上当受骗的阴谋烂计,没有多少光明正大的东西。36计也是一把双刃剑,往往在迷惑敌人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例如庞涓,一辈都在玩诡计,你让他说真话,他已经不会了。

3、是一种流氓无赖的习气。

胡绩伟在回忆毛痛骂拓时说过,有的话明明是毛说过了的,可毛却不认账了。被部下举证后无法赖账了,却又说:我说的话多了,别的话你们怎么不记得,偏偏记得这一条。如此刁赖,千古少有。

田家英与毛朝夕相处,感受了毛经常说话不算数,才会说出“有时候说了不算数”这样温和的判语。

说话不算数的人,自己不痛苦,但田家英却实在太失望、太痛苦。

今天的研究毛的学者们对其性格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第一位的性格是好斗,占第二位的就是说话不算数。

 

六、田家英骂江青:“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田家英与江青的关系也始终处不好。

不是他想处好而处不好,而是他根本就不想与她好好处。

田家英曾在于光远面前骂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指的就是青。把堂堂党母视为妖,这关系能好得了吗?

中国历史上,女性之称为“妖孽”者代代有之,以“殷妹喜、商妲已、周褒姒”最为闻名。其中,苏妲已的故事普及程度最高。褒姒的故事虽没有妲已的故事那样普及,却有一条“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为百姓熟知。

有商纣王才有苏妲已,有周幽王才有褒姒。

田家英既指青为妖,那么将置毛于何地?

笔者在文革最早期,也并不反感青。有一次,同班同学老马搂着我的腰说:“胖啊!毛主席夫人在北大,刘主席夫人在清华,我们这一代真幸福啊!”笔者连连称是。于是在照相簿上写上一句话:“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亲身赶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老照相簿上躺着呢。

也不过就三、五天的时间,传来了一篇青在北大的讲话。青在讲话中没谈什么文革正经事,却大诉亲家母对她的迫害,说什么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似乎讲时情绪很激动,又是抹眼泪又是擤鼻涕的。笔者读完直摇头,直叹气。说来说去,仍是一个市井泼妇,与我老家一个特别会吵架的邻居宋秀田家英没什么差别。

又几天,又看到一篇青对文艺界的讲话,将建国以来二、三百部电影骂得一无是处。几乎没有一部是好的。这一回笔者读此讲话后,就不再是摇头叹气那么简单,而是很生气,很深思。这不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吗?不就是一个疯婆子,人都不正常,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呢?

此后对青的认识越来越坏,到68年上半年学校发生全面武斗之时,我已经认定她就是当代的苏妲已。

虽然认定青是苏妲已,却不敢肯定毛是商纣王。希望不是的,相信毛总有一天会认清他那个枕边之人,原来是一只祸国殃民的妖狐精,总有一天,这只妖狐会显露原形,圣天子会将她打入冷宫的。

哪能想到这一天永远也没有来到。

在苏妲已毁商的全过程中,妲已是一切阴谋、一切暴政原创者,而商纣王只是为女色所惑,耳根子软,上当受骗了。

而在文革的全过程中,谁是原创者呢?毫无疑问不是青。

多年后,小青儿在法庭上说:“我不过是主席的一条狗”。

说小青儿就是苏妲已,现在看来她远远不够格。

 

 七、毛说田家英: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

不过田家英所说的上述“黑话”并没有传到毛的耳中。

田家英所说的这些话虽极“黑”,却是跟一些心有灵犀的老朋友们说的,如李锐、周小舟等。周也当过毛的秘书,李是毛的现职兼职秘书,他们均感同身受,故而竟奇迹般地始终没有透风。毛至死也不知道这三个秀才竟在背后如此编排他。毛如果早知道,田家英可能早就进了秦城,毛自己也可能气得吐血。

田家英具体的“黑话”虽然不为毛所知,但田家英的思想倾向还是逃不过毛明察秋毫的鹰眼。

几乎在与毛“离心离德”的同时,田家英与刘却因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观点不谋而合而比较接近起来。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毛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分析原因时强调:

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些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毛更加深了他对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的坐定,小青儿则乘机给田家英扣上“资产阶级代表”的帽子,到处宣扬。

田家英挨了批,却没有将对“包产到户”持相同观点的刘招供出来。

在田家英的心中有“两个主席”的概念。两个主席,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的领导,当然都是要尊重的。

而在毛的心中,他从来也没将彼主席当回事。听话,则是棋盘上的一只卒子;不听话则是只要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掐死的一只小虫子。毛虽然不把那只虫子放在眼中,心中却讨厌那只虫子,只是还没有到动手掐的时候。

毛看出了田家英对“彼主席”的暧昧态度,为此他格外恼火,想着法子冷落田家英。毛用的是一种小孩子赌气的办法:半年时间不和田家英说一句话,也不布置田家英任何工作。

其实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办法,叫做“坐冷板凳”。

最早的发明者还是那个曹操,谋士荀或(加三撇)反对曹称魏王,曹认为他变了心,就用这种办法冷落他,逼得荀“饮鸠自尽”了事。

后来各级领导都学会了“坐冷板凳”的办法,常用于政治运动的间隙期对付自己不满的人,效果好得很。

但是,田家英却沉住气,仍然不屈服、不认错、不献媚。你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与你说话。他实在做不来“热脸去靠冷屁股”的下流事。就这样,毛等待田家英“不远而复”,田家英却渐行渐远了。

直至1966年初,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终于点了田家英的名,愤愤地下了断语:

“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他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

“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

这话的前后语境是这样的。毛在会上对吴冷西说:

“你吴冷西还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批评批评你。田家田家英一贯右倾,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我连批评都不批评他了。”

毛说这些话时,田家英都不在场,毛也没有特别布置手下人将他的话传达给田家英,但田家英还是知道了,一位与会的秀才朋友悄悄告诉了他。

同毛相处18年、经历了建国前后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党内斗争”,田家英早就领教了毛背后说人坏话的坏毛病。

毛曾当田家英面指责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陈云说:“此人是店员出身,一贯右倾”。田家英当时就觉得特别反感,主席怎能在背后对一名副主席下如此尖刻而不负责的评语呢?陈是店员出身,你是什么出身呢?不就是富农吗?

田家英怕云知道了心里难受,所以对此话严密封锁。但云最终仍然知道了。云从此韬光养晦,终毛之世,一直躲在苏州,再也不肯出山了。云有几年就好比曹营里的徐庶,不发一言更不献一策,却也收到徐庶一样好的效果。

徐庶躲过赤壁之祸,陈云也躲过了文革之灾。云可算是党内高层中极个别真正懂得自全之道的聪明人。这一点,似乎连老周也比不上他。周出身官宦世家,是誓将忠臣进行到底的人,且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毛的眼中,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云也是一只小虫子,何况小小的田家英呢?

对于毛,田家英也是一只虫子。

对于田家英,毛则是他的全部。

所以,尽管了解毛背后说人坏话的恶习,但这个坏话说到自己头上,田家英还是从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更是承受不了。

田家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将政治生命看得比泰山还重。一旦失去了最高的信任,也就等于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那肉体生命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虽然希望仍像庐山会议一样,再次成为一个例外,但他也知道这次是不可能了。

仅管,田家英对毛说过那么多深刻的“黑话”,其实在田家英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了对“老主公”最后的幻想和一丝美好的感情。毕竟十八年的晨钟暮鼓,这种感情是千丝万缕的,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那能说去就去,说没就没呢?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啊!

他多么希望“老主公”有朝一日能自己明白过来啊!老主公在庐山时劝解周小舟的话:“迷途知返,不远而复”,用来劝解他自己该有多么好啊!从此亲贤臣,远小人啊!从此河晏水清!

如今,“老主公”的这句断话将残存于他心底的最后一点美好的东西彻底地摧毁了!田家英于是彻底的绝望了!从那一天起,田家英的心就已经死了!身体的自杀也就是早晚之事了。

田家英的世界在那一天倒塌了!

田家英的太阳在那一天坠落了!

田家英重新成为没有归宿的灵魂。

 

八、田家英之死的意义?

田家英的女儿曾自的文章中说:

“田家田家英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一个勇士的死,更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醒。”

笔者不敢苟同,仅管她是田家田家英的女儿。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夸大!也是一种浅薄!

事实上那个年头,无论是邓拓之死、田家田家英之死、老舍之死、傅雷之死、翦伯赞之死------甚至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人之死,更甚至76年周恩来之死、朱德之死,都没有对被浸泡在广漠无边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海洋里的中国人民起到什么“振聋发聩的警醒”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人的死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

那就是林彪之死。

在毛生前就已经开始觉悟的中国人中,起码有九成以上缘于林彪之死。

正是因为林彪生前说过毛最最最伟大了;人们才认为毛林关系最最最最铁了;看着毛把林的地位一下子提得最最最最高了;想不到林却仍在背后最最最最搞阴谋了,更想不到林会死得最最最最凄了。

强烈的思想对比,感官刺激,一下子使人们陷入最最最最深刻的思考之中。

可是,林不能算勇士吧?林是歪打正着,他自己绝想不到他一死会有这样大的作用。田家英就更不能算勇士了。

田家英之死能够如同他的女儿几十年后所说的那样“义无反顾”吗?

我认为绝无可能。

他死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犹豫?

一个人死了,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已。

正如,瞿秋白死前想到家乡的豆腐也是好吃的,世界第一。

田家英死前难道没有想到过四川的辣椒豆瓣酱、蒜泥白肉和酸菜鱼吗?

难道他没有对人世间的留恋,他也有妻,也有女儿,难道他对妻儿就没有留恋和责任吗?

难道他不清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没有自杀的权利吗?

他也知道,按一贯的逻辑,他的死给他的生命做了总结。

他的尸体上不会覆盖那面鲜红的党旗。

而是会挂上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牌子。

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一“死”,更会给他的妻子和女儿带来多少更深重的灾难吗?

这在当年已是常识,约定成律的事。所以说,一切的一切,他死前都是“门儿清”的。

死前的两个小时,他一再地挽留来看望他的老友,又送出老友很远的路,这都表明他对生命的留恋,对死的犹豫。

但是,他实在是太绝望了,看不清一丝前途。在眷恋和犹豫之后仍然决然走上了黄泉之路。

田家英之死也不是什么“勇士之死”,不是“义无反顾”,也不是“以死抗争”,当毛之世,文人自杀、高官自杀是一个普遍现象,从主观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是“以死抗争”的,当然从客观效果上,个个都是“以死抗争”的。这是两码事。

田家英之死只是一个书生之死。

这种书生正直、正气、死脑筋、一根筋,也不排除脆弱。

有学者认为田家英之死像谭嗣同。

我看也不像。

谭当时能逃不逃,故意、特意、自觉地留下来就死的,他是真正企盼以一死唤醒天下人的。

田家英则不是的,田家英之死实在是无路可逃了。

田家英之死也不可能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醒”?连他自己也并没有警醒?他的妻,他的老婆,他的女儿都没有警醒,更何况他人呢。

我说他“连自己也并没有警醒”是有根据的。死前一天,田家英对妻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其实,他明知道他的案子肯定是毛钦定的。没有毛的授意、点头或默许,青、达的陷害又能怎样?

七年前的庐山,田家英还有勇气要对毛说三句话。虽然仅仅是一种想法,但这种想法也是需要勇气的。

七年后的中南海,田家英已经没有勇气揭露他自己的案子的真相了。

中国文人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一向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奸臣不反昏君。而且,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昏、暴之君。

田家英也不例外,他在毛身边工作18年,认识可谓深矣,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把毛看成是一个“奸君”。他既没有想以一死唤醒毛改弦更张,更没有以一死唤醒世人反抗。

田家英只是说:青、达这些恶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中国的善良老实的知识分子在遭人迫害诬陷时都毫无例外地说这一类无用的屁话。田家英也不想想,他自己是不是恶人?他自己总不是恶人吧?却为什么没有好下场呢?他被打成反革命黑帮,被迫自杀,这难道是好下场吗?

田家英的死,对同样是老革命的妻带来什么呢?也远远不是警醒。

在妻看来,丈夫太脆弱了,太不负责了,对革命事业不负责,对家庭也不负责。自己一死溜之,却把黑帮家属的帽子留给了妻,把狗崽子的帽子留给了女儿。

我推测,田家英与边是属于那种感情一般偏好一点的革命夫妻。但不是感情非常好的夫妻,更不是相互坚信不疑的夫妻。如果与论对田家英造谣诬蔑,那边是有可能怀疑动摇的,甚至都有可能大义灭亲,反戈一击的。田家英死后,边曾向组织表示要与田家英划清界限,并检举揭发田家英的问题。也并不一定完全是被迫无奈,也可能是真诚要革命的。即使父母是黑帮,子女也会划清界限的,何况是丈夫。田家英的女儿那就更甭提了,那就更幼稚了。她仍然做着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的美梦。父亲一死,她自然大义灭亲,毅然决然地与自杀叛党的黑帮分子划清界限,她甚至与同样是反革命黑帮的母亲长期横眉冷对。她永远感到悲哀和不解的是,她已经立志与“反动家庭”决裂,并在实际行动上向党表了忠心,但党仍然不信任她。

可以说田家英之死不过是一颗洁白的小石头子儿投进了污浊的水塘中,翻起了几个小水泡,旋即就沉入湖底了。

田家英之死只会给中南海的人民群众增加几分感慨,增加几分恐怖。

“你知道嘛?田家田家英死了!”

“田家田家英这样的人都死了?”

这样的好人,这样和气、善良的人,有这样高的位置的人,跟了毛这么长时间的人,才46岁这样年轻的人。

这样的人都死了,这个运动要搞成什么样子啊?

田家英在全国人民中的知名度并不高,一介书生,无名小卒,除中南海外,老百姓一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但是,田家英之死对我却有一定程度的“警醒”作用。

第一、田家英跟了毛长达十八年,这么强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时刻刻照耀着他,改造着他,结果却将他改造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个思想还是威力无比、光焰无际的吗?

第二、我早就知道蒋介石也有个秘书死于自杀,那人叫陈布雷。我看过有关陈布雷自杀的文章,全都是幸灾乐祸的宣传。效果就是使我这样的年轻人相信了石的失道寡助。大家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啊!连他的秘书都被他逼得自杀了,这个蒋介石还能是好人吗?所以才说石是“独夫、民贼”,

这种逻辑推理能成立。田家英死后,我也是用这种逻辑想问题。

 

九、毛秘与蒋秘自杀之对比

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先生死于内战末期。

1948年10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4天后淮海战役拉开战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军队则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

当此党国存亡之秋,石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上,乞求他发表一份助蒋反共的宣言,再给他一些枪支弹药和美元。但杜认为对于石这样“没有感召力的领袖”来说,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美国国会因而拒绝通过“援华法案”。

消息传到南京,石集团的人如丧考妣,人人都对前途丧失了最后的信心。

11月12日晚上,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在“党国最艰危”,自己又“油尽灯枯”的哀鸣中服安眠药“死节殉主”了。

第三天,即1948年11月15日,石于南京为雷举行大殓,几乎所有的党国要人都参加了丧礼。

尽管雷在给石的“绝命书”中乞求“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但石心里明白,雷的自杀对早已涣散的军心只能是雪上加霜。

以至半月后,他冷漠而严峻地对亲信说:

“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啊!”

田家英死后,许多人都将田家英和雷的自杀作对比:

其一、两人都是大秀才,大文人,大笔杆子。

但雷的名声更大些。雷号称文胆,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少数几个大笔杆子之一。他的声名比郭沫若还要响亮,人品、口碑也远胜于若,是公认的海内读书人的领袖之一、报界前辈。

田家英在文坛上没有什么地位,虽然他曾经与陈伯达、胡乔木齐名,号称为毛的“三大秘书”,做的事也比陈、胡多,人品不仅是陈伯达之流不可比拟的,即连那个“老左派”胡乔木也是不可比的。但他的地位始终在陈、胡之下。他为毛代写过八大“开幕辞”以及其它许多文章,编辑过“毛选”。但一旦离开毛,他仍然什么也不是。

其二、两人虽同为最高的秘书,同处党国中枢,但两人的地位也有极大的悬殊。

雷曾长期处于首辅之位,位高权重,兼有部分类似于周恩来的权力和地位。而田家英几乎从未有实位和实权。

雷在几十年中都是石欣赏、敬重、依仗的人。石重用雷,一方面是为了利用雷的如椽大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邀买海内士人之心。雷虽是秘书、文学侍从、幕僚和客卿,但石对雷常执弟子之礼。除了1948年在最后的一次中政临时会议上,老羞成怒的石直呼其名之外,其余几十年中开口闭口都是“布雷先生”,从不疾言厉色的。

田家英不过是一个曾经为毛所欣赏的年轻的读书人,终生为其役使。器重是曾经有过的,敬重却从未有一分。归根结底,田家英不过是政治婢侍而已。

其三、两人虽同为自杀,但死因不同。

雷死于对时局的悲观失望,对内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雷对作为领袖的石虽也有失望,但还不是绝望。感情虽已有裂纹,却远未完全破裂。石也从未对雷说过什么“半个三民主义也不是”的话,所以不能将雷的死因归结为对领袖的绝望。

田家英之死则主要是对领袖的绝望。田家英死前,基本上对毛已经不存幻想了,对毛的感情也已经基本破裂了。田家英之死不能算是“殉主”,甚至也不能算是“殉业”。他对毛不仅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甚至是恨声不绝。他是以一死来表达与毛“恩断义绝”的决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家英之死确是“背主”,甚至“叛业”,田家英不是殉葬品。

雷之死无所谓正义不正义,而田家英之死却是正义的。在这一点上比雷伟大。

其四、两人死后,两个皇上对他们态度有天壤之别。

石对雷自杀固然有一种失望和不满,但其时的石早已皈依了基督,于是有了一份基督教徒的悲悯之心,恋旧之情。石不但没有指责雷“自绝于党国,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不给棺材,而且在雷死后的第二天,即手书“当代完人”一联以挽。这样至高无上的评价,是不可能用“虚情假意”解释得通的。这不仅说明石对雷一贯的好感,也表明对自己曾经给雷造成的痛苦的一种悔恨。石为雷厚葬,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接见了死者家属,甘言抚慰,还送了厚礼,也就是给不少生活费。

毛对田家英之死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没有一点儿自责,而且对田家英极其愤恨,说了很多刻毒的话,并亲自下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田家英死后,不仅没有追悼会,连棺材也没有,由公安部出面将田家英化名火化,骨灰也没有保留下来。家属当天下午即被赶出中南海。从此的十多年间共产党再也不提田家英的名字。

更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两人家属的遭遇。

田家英死后,其妻女沦为反革命家属,九死一生。最后,终于等来了邓时代,边又当了领导,女儿当了作家。

雷死后,雷的家属一分二。解放前后,一部分人仍然跟随石,或到了台湾,或去了香港,或移民海外。凡离开大陆的亲属基本都得以寿终正寝。但雷的小女儿陈琏早在40年代就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与一名资深老共产党员袁永熙结婚。57年,袁成右派,反党分子,被开除党籍。琏为了保全自己和子女,与袁离婚,子女改姓为陈。但琏终于也没有逃过文革,成为叛徒,在上海从13层高楼上跳楼自杀。

琏死后,琏的子女们的遭遇更是凄惨无比。

田家英之死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使我这样懂得一点历史的人想起了雷之死,很自然地作了一点对比。

如果说是“警醒”,这就是了。

 

十、玉树迎风田家英

初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田家英,还以为是个女的。

这名字太好听了。这姓、这名,配在一起,本身就有一种美的旋律与韵味。

于是就有了想象。想象中应是一位秀丽、端庄,剪着齐肩短发,留着齐额留海的大姐,穿褪色洁净的灰军服,就像后来的电视剧《新四军》中张延扮演的那个女新四军余秀田家英,一般的田家英姿飒爽,一般的干净干练。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男的。不禁有点意外,却更惊奇了。一个男人起了如此好听的女人名字,那该是什么样的男人呢?

于是,我就用“玉树临风”将这男人定格了。想像中应是细高个,单眼皮,肤色白皙。穿一身四个口袋的脱了色的纯棉布的干部服,裤脚管宽宽的,青布鞋配白袜子。有一种不是潇洒的那种洒脱;不是机警的那种干炼;性格谦和,略显迂讷;善良老实却不口拙。及至很久后见了照片,果然如此。唯一与想象不一样的就是眼睛,田家英的眼睛是双眼皮,有点暴,不美,如能像林忆莲一样的单眼皮猪朦眼,那就更好了。

其实,像田家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已经是定格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称“士人”,可以分为几类?这个问题笔者没有详细研究。但至少有两类是很典型的。

一类以诸葛亮为代表,包括张良、陈平、李泌等。

另一类以屈原为代表,包括贾谊、晁错、杨修、曹植、------到近代的康、梁、谭------

前一类是成功或基本成功的知识分子,后一类是失败的知识分子。

田家英以及比他早死6天的邓拓显然都属于后一类人。

这一类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那个“怀瑾握瑜”,标榜“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渔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获乎”,既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也不愿隐于山林、市井归于平淡,最终投汩罗江而死的三闾大夫屈原。

这一类人的个人命运、性格特点也是大致相同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心雄万夫、自以为是;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有学得攀龙术,卖与帝王家的入世思想;有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已者死的功利主义;有救国家之危亡、拯黎民于水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田家英雄之志;有君轻民重,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烈士情结;所有这类经典的的儒家传统文化在他们的心中全都是生了根的,形成一股浩然之气。

倘若恰逢乱世,又有了机会能处于庙堂之上、君王之侧,与“真命天子”风云际会,于是一腔热血就腾腾地烧了起来。理想、抱负被几倍、十几倍地放大了。同时被放大了的还有对自己才能的估计,以为天生予以才,生来就是干大事的,以为自己能够名垂青史了。一旦受到君王的冷遇或罢斥,又以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全世界只有自己最倒楣了,于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悲观、绝望,厌世、以至弃世,不是自杀死,就是被奸贼害死,或被昏君赐死。

自杀,在别人看来是可怜、可惜,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想不开呢?熬过去就好了。

在这类知识分子看来,却有一种悲壮的豪迈。“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文人的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士可杀不可侮”的孤傲气息。

其实,这一类知识分子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也过高地估计整个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历史上的作用。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是相当可怜巴巴的一个阶层,一旦离开了主流社会和主体力量,往往什么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毛的“皮毛之论”可谓一针见血。

离开了怀王和南后,屈原能做什么呢?离开了刘邦和吕后,良、平又能有何作为呢?近代志士康梁之流也是依靠光绪皇帝的,光绪一旦被囚,康梁即作鸟兽散。即使是诸葛亮,万古凌宵一羽毛,仍然是依附在刘备身上的一根毛。刘备白帝托孤之时,说了一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吓得老亮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地,叩头流血。可见植根于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也只是做一根“毛”而已。

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能跳出这个概念,其中就有曹操和润毛,操与毛当然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少年时代都有一段青皮的经历。

张国焘晚年回忆说:我们都不懂旁门左道,但毛泽东懂。这就是毛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当然是优势,极大的优势。

当过青皮,熟稔厚黑,粗通史籍,腹有权谋。这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准知识分子才是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帝王和枭雄都从其中产生。过去的大学士,近代的大学生出不了帝王(当代似有例外)。

何况田家英的地位还远不及以上诸子呢?田家英的人品、才能并不在诸子之下,可连个谋士、客卿都不是的,只不过是一个“御用书办”而已!

田家英还说过一句很了不起的话:

“如果可能重新来过,我要尝试走另一条路。”

田家英对毛所搞的社会主义不满,想自己另搞一种社会主义。那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谁能让你搞?谁会允许你去搞?一旦离开毛,田家英无立锥之地。其志也可嘉,其情也可悯也!

其实田家英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只是不满情绪的宣泄,不能当真。

田家英死了四十多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不断重复田家英的悲剧命运。程度不同而已,数量多少而已,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笔者乐观地认为:知识分子地位的根本变化也许就会在本世纪发生。

近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读书的机会。再下去半个世纪,也许文盲就真的消灭了。再下去100年,也许人人都会享受高等教育了。社会上除了知识分子就再也没有其它的人群。农民也是知识分子当的,工人也是知识分子做的,当兵的也是大学生。那时知识分子不仅是主体,而且是唯一的群体。

但即使到了那一天,仍然会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猪”,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是“毛”。搞技术的、做专项研究的,具体工作的,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仍然会依附在搞政治的知识分子身上。而那些搞政治的必定是半吊子的准知识分子。

田家英一类的悲剧仍会时有发生。

 

十一、中国文人的名堂精

国的传统文人们,尤其是那些从事文字工作的文人们,都喜欢搞点优雅的小名堂精。如:座右铭、格言、诗词、对联、印章之类,或给自己住的地方,或书斋起上一个有雅义的名字。

这种优雅的小名堂用的全是一种精妙、丰富、但并不是那么准确和唯一意义的语言文字,含义丰富地表达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多重哲学见解,从而起自勉、自厉、自戒、自省、自嘲,也勉人、戒人、嘲人、明心志、怡性情、冶情操等等的作用。

这种意义往往是美义、善义、雅意、妙义、玄意,或是多重意义的组合,或是模棱两可,甚至从不同的角度会品出截然相反的意义。

笔者青少年时期也有过一阶段热衷于这类“名堂精”的。就笔者的体会,这类“名堂精”对人生确实是有点作用的,但不能夸大。这类“名堂精”搞得多了,自己就为自己营造了一种文化的氛围。这种氛围慢慢地就将自己给熏陶了,一个俗人就变成了一个雅人,一个中人就变成了一个高人了。但有时也将一个真人变成了一个假人,假风雅,假道学,假超脱------或是半真半假的人。时间一长,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变假了或已经假了。

田家英与传统文人一样,十分钟爱这类名堂精。

本文仅举一座右铭、一诗、一印章、一命名,分别诠之。

 

1、一则座右铭

田家英的座右铭中有林则徐的诗两行: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1850年,林则徐在病中奉诏南征,在广东潮州病危时,仍执意征战,哼出了这两句诗。

这两句诗,高妙之处就在于“苟”、和“岂”这两个程度副词上。

林老说:

倘能对国家有一丁点儿的好处的事,

我们都要以生命为代价一往无前地去做;

又怎能考虑个人的祸啊福啊什么的,

而决定后退亦或前进呢!

这体现了一种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

林是一个失败的爱国主义主义田家英雄,因为要爱国,个人的命运弄得很悲惨。即使悲惨,个人的志向和情操却始终不改变。

田家英就特别喜欢这一类高尚的悲剧田家英雄。田家英甚至请朋友篆刻了这两句诗,用以激励自己。这也难怪,因为中国历史上几无潇洒的欢乐田家英雄可供你选项。

巧合的是,我从初中起也曾将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自勉,并书写在各种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有写在照片薄上的,至今还见保存。可见我也与田家英有相通之处。

我之所以对田家英情有独钟,要写写田家英,也许缘出于此啊!

其实,林则徐的这两句话是出于他的一首诗,后两句:

谪居正是君恩厚,

养拙刚于戍卒宜。

如果说前两句诗表现的是对国家利益的生死相以,矢志不渝的追求,那么这后两句诗则表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对皇命的无条件的服从,逆来顺受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很是阿Q,真没什么好学的。

 

2、一首小诗

田家英的诗中最常被引用的是一首《京兆书生》,诗曰: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这首诗是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之前在四川大丰作农村调查时写的。

那时,田家英感受了大饥荒中中国老百姓的深重苦难,他伤心彻骨,拳拳于心。他一想到亿万同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自己还能吃饱一碗饭,也很满足了,又很惭愧。

这首诗为几个月后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的立场预作了注解。

田家英对自己在庐山的行为从没有后悔过,对毛的批评和保护既不在乎,也不领情。

“爱书爱字不爱名”嘛!不问人言毁誉,但求行无亏止。

田家英爱的是坚持真理、洁身自好之名,爱的是自己的身后之名,千秋之名。

 

3、各种各样的印章

田家英似乎对印章情有独钟,这与他的工作有关。

建国伊始,毛成了新中国的主席,忙于颁发一张张的委任状,为其掌印的就是田家英。于是田家英得一个雅号:"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田家英之"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盖得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完工。

田家英为毛买印泥是不惜高价的。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琉璃厂,寻到了一盒货真价实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他赶紧将其买下。这盒印泥本身就是国宝,色泽鲜红,且有一股麝香的清香味道,而且据说可历经百年而不变色,配得上用于那一张张极为庄重的委任状。毛一见这盒高贵的印泥,也非常喜欢(这时,他忘了反对封资修)。印泥保存在"掌玺大臣"手头,用了多年,从未加过印油,那印色依然鲜艳、纯红、均匀、细腻。

有了这层工作的关系,田家英渐渐地自己也积累起印章来了。

田家英有一位朋友叫梅行,曾任周恩来的兼职秘书。梅行的文学功底也相当深,政见上与田家英常不谋而合,所以他成为田家英的一位重要的“聊友”,他们常聊文学,更常聊政治,相互信任,都不耽心对方会出卖自己。梅行专长篆刻,藏了很多的印谱,田家英就常常请他治印,他也主动刻印送田家英。有了这样一位挚友,田家英的印章更是丰富极了。

至于在田家英的印章中,哪些是田家英收集来的?哪些是田家英自己刻的?哪些是梅行刻的,也没有考证。

这里,只是将田家英的印章罗列一下。

有一枚“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弊”,这是田家英自拟的格言。

有一枚“实事求是”,又有一枚“忘我”,反映田家英的正常心态。

有一枚“临事而惧”的闲章,心态也正常也不正常。既反映了田家英在毛身旁工作的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心情,也反映了田家英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

田家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四卷时常对他的助手引用清代学者包世臣的名言:“每至临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田家英说:“封建社会的修史官尚且如此,我们今日所做的编辑工作,就不能有半点差错了。”田家英虽然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品质,但在实际编辑时并不能完全做到,也常有违心之笔。

封建社会,开明皇帝的身边常有纯臣和诤臣出没。毛比他们厉害太多,毛身边纯粹的纯臣和诤臣几无,田家英就算是顶顶不错的了。

有一枚闲章“心存敬畏”。“敬畏”什么?当然是敬畏他的老主公。如果说“临事而惧”主要是反映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那么这枚“心存敬畏”,更多是“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写照。

田家英还有一枚随行章“淮海之士傲气不除”,这是梅行根据田家英所收藏的钱坫的一副对联“文翰之善高于一世,淮海之士傲气不除”而主动刻了送田家英的。梅行特别喜欢这句话,而田家英并不喜欢。田家英说:“我赞成人要有傲骨,不可有傲气。”田家英平日里待人十分谦和,所以中南海里的大人小孩才都叫他为夫子。如有傲气,人们不可能这样称呼他。但他却有傲骨,否则最后也不可能因不甘受辱而自杀。

田家英还有一枚“向上应无快活人”印章,特别耐人寻味。按文革风气,这完全是一句“大黑话”。田家英的妻边多年后曾解释道:“他的意思是说,干事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去‘快活’——玩儿,娱乐”。这种解释肯定是最肤浅的,也最不符合原意。我认为田家英的原意是说在中共高层工作,位置越高,越是困难,越是接近毛,越是不知道如何办,你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时时刻刻耽心你这句话、那件事,不符合圣意了。在政治的“紧风密雨”中,你永远把不住毛的脉搏,永远无所适从,永远无法愉快地工作和生活,永远“快活”不起来。在中共高层,除毛而外,没有一个是快活人,全都是看婆婆脸色的小媳妇。

 

4、《无我有为斋》的第四种解释

田家英曾经给自己的书斋起过两个别有深意的名字:一曰《无我有为斋》;二曰《小莽苍苍斋》,前者在后,后者在先。

1966年初,田家英身居危楼,感受满目风雨,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迫害运动的到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田家英的内心无比苍茫惶恐,忧心如焚。

在这样的心情下,田家英又请梅行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

如何解释这方印章的含义?

将“无我有为”四字作“无我”“有为”的拆分后,从字面上则有如下三种理解:

一是并列的:一要无我,二要有为;

二为因果的:只有无我,才能有为,无我是有为的必要条件;

三为递进的:无我还不够,还要有为。

据说田家英曾对妻这样说过:“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这就是第三种意思了。

笔者认为这三种解释都能成立。

如改为“忘我有为斋”,似可以,差很多。

首先“无我”比“忘我”的境界高。

我造一“偈”:

“忘我”仍有我,

“无我”才无我;

尔既已“无我”,

何需要“忘我”。

这是与禅宗六祖慧能“明镜台”一类的“中国禅”,很普及,田家英当然懂。

但我认为还有第四种解释。

如将“无我有为”这四个字作另一种方式的拆分:“无”、“我有为”。那么,其意义就与上述三种截然不同了。

那就是说:这里已经不是我有所作为的地方了。

这里的“斋”,就不仅仅是指“永福堂寓所”,不仅仅是指毛的书房,或指“中南海”,甚至是指北京这个所谓的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里的“斋”,不仅仅含指某个地点,而且也有含指工作、事业、甚至理想的意思,含指“中办秘书”、“毛秘”这一份工作,含指毛所领导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事业。

那叫什么“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胡乱搞,是“狗生蛋”!

中南海虽好,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中办主任位置虽高,“毛秘”的职位虽显,都是我无所作为之处。

如果这种解释得以成立,那反映了田家英已经看透了毛,看透了这个时代,甚至看透了毛所代表的事业。也反映田家英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感到一种绝望的失望,一种无法解脱的厌倦。

区区五字,凉透纸背。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田家英“退意”的萌生,也看到了田家英“死意”的发芽。

中国的文人们每当在官场、商场、情场失意之时,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更喜欢搞一些含义丰富、意涉双关的小名堂精。

田家英这样的大才子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一斋名中的四个字可以做这两种方式的拆分,从而得到两类完全不同的解释。

第一类解释,他可以坦然地对别人讲。

第二类解释,他是不可以对任何人讲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不能讲。

他只有把这种绝望的心情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

半年后,他自杀了。

他的自杀为他的图章作了准确的解释,那就是第二类。

需要考证的是,田家英在刻这枚图章之时有没有知道毛对他关于“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的评价?如果已是知道了,那么,更毫无疑问是第二类解释。

不过《无我有为斋》的名字,实际使用的时间较晚,使用的频率也很小,田家英只不过把这样一个斋名刻在印章上,留在心底里。

 

5、《小莽苍苍斋》的宿命

很长时间里,田家英所使用的斋名是《小莽苍苍斋》。

田家英从什么时间使用这一斋名的?却没有查到资料。

看来,田家英对这个斋名是很得意的,认定了的。光是印章,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扁的,各种材料的,就有十多个,他的书画和书籍藏典上几乎每件都盖有《小莽苍苍斋》的印章。这个斋名他是公诸于众的。

这个名字来自谭嗣同。当年谭将他的居处命名为《莽苍苍斋》。

“莽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之意。“莽苍”的后面又紧跟一个“苍”,更渲染了“莽苍”的气氛,含有多么博大宽阔的嗟叹情绪,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诗句。“莽苍苍”仅管宽阔博大,但迷漫着沧凉的气氛和意境,是那种秋天的草原,甚至是冬天的草原,是那种有风有雨有阴霾无阳光的草原,是那种辽阔的沧凉,无边的悲壮,没有一点点乐子,没有一丝丝喜悦。

谭是“戍戍变法”的大将,但不是领袖,也不是主将,领袖是康有为,主将是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康梁都亡命东瀛去了,谭原本也是有机会逃出去的,但谭却毅然拒绝了日本大使馆的援救,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才是真正决心于一死唤醒天下的人。

结果以他为首的变法六君子于1898年9月28日被慈禧斩首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谭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看来,田家英平生最最敬仰的人就是这个谭嗣同了,故直接将他的书斋的名称照搬过来。只不过在前面加了一个“小”字,更显其玄妙。

田家英其实就是在向世人宣布,当然也是向毛宣布:

我就是一个甘愿杀身成仁、舍身赴义、慷慨就死的“谭嗣同”。

谭是民族大田家英雄。我大田家英雄是没得资格做的,但可做小田家英雄。

田家英就是一个小谭嗣同。

但是田家英终究不是谭嗣同。

同在被押赴刑场前,随手从地上捡一煤块,在牢狱的壁上写一绝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句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何等豪迈!没有一丝怨艾。

田家英在中南海悬梁前却叹息自语:“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何等的怨艾!

古人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田家英这样顽固的死脑筋,虽在毛身边18年了,即使180年又怎么样呢?两人虽都酷嗜国学,但分属国学的不同门类。毛喜欢的是帝王学,欣赏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尤其是曹操这一类的帝王田家英雄。而田家英崇尚的是屈原、司马迁、林则徐、谭嗣同这一类的文人志士、悲剧田家英雄。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那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也是改造不过来的。

正如毛所说的那样,田家英最终也是带着那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年,楚怀王和南后也是这样诅咒屈原的,汉武帝也是这样诅咒司马迁的,元高宗也是这样诅骂文天祥的,清道光也是这样诅骂林则徐的,慈禧也是这样诅咒谭嗣同的,但他们用的语言远不如毛那么精彩,那么刻毒。

然而,这颗“花岗岩脑袋”装的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之瑰宝。

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所散发出的正是堂堂中华正气。

言尽文止,谨录古文数行以悼田家英殇: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爵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专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三月云淡风清》写于江东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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