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谈语文教学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23: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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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赵树理同志最近在太谷体验生活,当地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热烈地欢迎他,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出了一些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下面所记述的,是赵树理同志对当前语文放学方面的一些意见。

  有的同志提到,现在文学教学上存在着一个公式,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讲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千篇一律,不但学生听得厌烦,即是教师自己也感到有些形式主义。

  赵树理同志认为,要解决怎样教文学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中等学校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过去,语言和文学不分,是有缺点的,它造成了中学生对文学理解的混乱。这表现在学生写文章非常随便,没有文体的区别,也没有一定的要求,不管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都认为是文学。我们知道,各门学科都有它的范围初特点,文学的特点便是艺术形象,而形象又是概括出来的,学生对于这一点就闹不清。举例来说,我曾经接到一位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他的信转给《三里湾》中的王玉生,说要请他谈一谈他在工作中的经验。诸位想一想:王玉生是个艺术形象,是我塑造出来的。并非实有其人,这封信叫我怎样转呢?这就说明了还有人不明白作品中的人物是塑造出来的。由此我认为语百和文学分了家是有好处的,首先,可以搞清楚什么叫文学,但是,语着和文学的关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不可割裂的。讲文学一定离不开汉语,讲汉语也以引证文学作品中的例句。如果没有文学,把一切文章,都写成“政治报告”,那也是不合适的。

  文学作品是写给不懂文学的人们看的,正如演戏一样,是演给不会演戏的人们看的。学生在课余练习创作,也如他们在课余练习演戏一样,仅仅是个练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如果练习演戏而要卖票,练习创做而要投入,势必妨碍功课。

  教文学的目的和任务搞明白了,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是不是要讲要讲作品的“时代背景”呢?我认为要讲。讲讲时代背景,可以帮助学生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同时,还还可以通过时代背景的介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在讲的时候,不要离开题目来讲,更不要告诉学生:“我现在讲时代背景”了;如果大喊大叫地讲时代背景,那便是教师自己先把教学过程公式比了,怎能叫学生听得不厌烦呢!那么怎样讲呢?我认为最好是结合课文讲,也就是把时代背景渗透在作品中有关的语句里。例如讲杜甫的《石壕吏》一诗,诗的开头使说“夜投石壕村,有吏夜捉入”,结合这两句结学生讲明唐代是实行征兵制的。但是,唐代的征兵制和我们现在的征兵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那时候,一般人民是厌恶战争不愿夫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因此,统治者就必须捉人当兵。而且白日里捉不到人,必须“夜捉人”。这样讲时代背景的好处是:既把课文讲透了,又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比孤零零地、干巴巴地讲时代背景好得多。

  “作者介绍”是一种专门知识,对学生讲讲也可以;不讲呢,也“无伤大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课本上的“注解”栏里对每个作者都做了简明的介绍,教师如果不另作补充,而是灵活地、适当地利用注解,也能解决问题。赵树理同志很强调对作家进行研究是一种专门学问,很不简单;要想把许多作家的生卒年月,籍贯、家世和作品的种类、意义,都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赵树理同志举例说:“我和周立波同志有个时期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总算是熟悉的了,可是要叫我背诵他生于何年、籍贯何省何县,什么学校毕业,我是说不完全的。”

  作品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主题思想”,要很好地讲,但不能凭空立论,而是要通过课文的分析,由具体到抽象,结论是顺理成章地得出来的。教师如果能够把自己对于作品的体会多给学生讲一些,那最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这是最实际最有用的,比讲抽象的大道理好。最要注意的是:学生对抽象的东西学得多了,自然就反映在作文上,我们不能尽责备学生写得空洞,而是我们没有教好。对学生讲理论知识,一般是要放在感性知识之后,多给学生讲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在写文章时就不致空泛无味。文学理论是一种科学,是由具体的东西总结出来的,因此,在讲的时候,先要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做基础,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

  “写作方法”也要讲,但脱离不了具体的课文,每一篇课文都有它的突出的写作特点,个结合它的特点,空洞的讲写作方法是讲不好的,我们所以要讲写作方法,目的在于:使学生写文章时,能够达用多种多样的,而且又是最恰当的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相反映客观事实。但要明确地告诉学生:任何一种写作方法,都要灵活运用,不可生搬硬套,胶柱鼓瑟。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先学好写作方法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品的。曹雪芹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主题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你不能不承认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当然,有了写作方法,写时更有把握写好。

  赵树理同志说:自从语言和文学分科后,文学的范围是搞清楚了,但必须告诉学生,学了文学不一定要搞创作,当然,课余练习是可以的,可不能把创作当成业务,把业务变成课余。也要告诉学生,在中学时代,不要打“未出学校先当作家”的主意,因为当作家要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中学生所知道的社会情况太少,而且没有学会怎样去研究社会,也没有弄好社会关系,更没有到群众中去落户,就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怎么能当作家呢?有的学生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篇件品,便认为自己已登作家之林,不搞功课了,而也搞不好写作。因为把他所接触的所熟悉助人写完了,再没有生活了,也就没法再写下去。这是很危险的。前两年,山西某县有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到北京去找我,要我给他在文艺界找工作,我问明了他的来历,才知道他在县丛小报上投了个稿,得了一等奖,当了县里的文化人,经常参加文化活动,不搞功课,跟不上班,便退了学。这不是搞创作害了他吗?因此,我主张在中学阶段,不要鼓励学生搞创作,练习是可以的,但不要误功课。

  指导学生写文章首先要求他们做到“文通字顺”,从小学起,就要锻炼他们写得健康。记得象我们这老一辈人,当年开始练习写文时,不论什么题目,总是从“人生于世”开始,这可叫做“人生于世派”。今天小学生作文从“为人民服务”开头,是不足为过的,但要纠正,不要培养他们成为“新人生少世派”。不然的话,文章就很难写得健康了。

  批改作文,那怕是把学生的原文都改掉了,但必须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修改,给他们加上过多的形容词之类,是不好的,我主张照话直说。文章不是改好的,而是要引导学生从一次一次的阅读中汲取养料,一步一步的提高。另外,想要学生写得好,我认为出题目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总觉得出题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能多了解学生的生活,怎样了解呢?和学生多在一起玩,多了解他们的性格;相处要自然,自然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这才有可能对他们丛活作全面的了解。出题目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便不会感到无话可说了。

  如何阅谈文艺作品?如何指导学生阅读?

  赵树理同志认为:作家不是把理论一笔一笔地写出米,而是把理论变成形象的。因此,在阅读作品时,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过高过深,而是顺其自然读下去,看一遍,看两遍,三遍……越看越体会的细微,才能进行分析。如果一开始就把“看出主题思想,取得写作方法”的目的放进去,结果会什么也得个到。读的时候,主要在欣赏,把自己的感情跟看书中人物走,才能受到感动,才能体会入微,然后才能进行分析。金圣叹批小说,只写一两个字,如“细”、“我亦大然”之央,可见其读的细致;特别是“西厢记”,每分析前他都有总批,不下细工是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今天并不全部同意他的批语,但是他的这种读书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固然说得空虚抽象,但也有些道理,他们是在深入研究所谓“古文”作法的结果下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指导学生阅读,更不能要求他们边读边分析,读一遍就写下笔记来。看小说如同看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看下去,不能停止。如果看了一个镜头,便想把它记下来,那是办不到的,因为镜头一比现就掠过去了,它不能停着不动等待你记笔记。作品读得多了,对文艺的感受性锐敏了,就句以学会写作上的一些基本功作,然后再去运用它。这完全是从实践中休会出来的,而不是从一种“写作方法”论上学得的简便方法。读得多,体会的深,取多用宏,就能得心应手,变化无穷。所谓文学修养,也要把它看得灵活一些才好,否则很可能死搬教条,谈不上什么创作。

  有些教师有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也想写写作品,可就写不出来。请你谈一谈你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创作过程,给我们一些启示。

  赵树理同志说:有生活,为什么写不出来呢?问题在于有生活不一定就要写成作品;如果想写而又写不出来,那一定是准备的条件不够——即是在某些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一定是作家,李顺达同志的农村生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他没有写过象我所写的那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原因是李顺达同志并没有准备写小说。

  赵树理同志介绍他自己写小说的经验说,写小说搭架子最难,差不多用去写作品所花费的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至于语言方面,我是用我自己的话写的。因此,我主张教学生写文章也必须强调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写。写文章是比较说话容易的多。因为写文章有构思的工夫,有修改的机会,还有停顿休息的时间了说话则完全没有这些方便。

  写“对话”是比较费力的。一般的描写,是作者自己的话,容易措辞;对话时人物的话,什么人物说什么样的话,捏造不来,作者的话更不能加到人物的身上去。因此,对话既不是“人生于世”那一套,也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套。把写对话的技术提高了,作品自然也就提高了。平常指导血色很难过写文章也是如此,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是错不得的。比如“伟大的”、“光荣的”这一类形容词,就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才适当。周总理可以当面对伏罗西洛夫同志说他是“伟大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一个小学生回到家中,却不能对他母亲说“你是伟大的光荣的母亲。”

  写对话是要下功夫去体会人物的性格的。一九三六年,我在太古北洸村教小学时,曾经写过一篇有韵的小剧本——《打到汉奸》。剧的一开始写了两个老太太坐在炕上,手里拿着活计在闲谈(赵树理同志说的这里就把那两位老太太的对话,非常熟练而迅速地背出一段来);

  嫂:黑点娘,你为啥不去看看人家保官?

  母:他二嫂,咱哪里有脸去看!你不看咱的黑蛋!

  嫂:那不能光看眼前,各人的命运都有个早晚,要说咱黑蛋的聪明能干,十个保官咱也不跟他换。

  母:什么聪明能干,哪如人家保官!听说人家在天津当什么委员,一年能挣几万。

  嫂:不是咱黑蛋今天在大学也已经住满?

  母:满不满什么也不算,人家见缝就钻,他不会看风使船;他爹把我的地也快卖完,供得他念书念了十年,如今毕了业,家也不回,事也不干,闲闲地住在省城会馆。

  赵树理同志说,这一段话,是那两位老太太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因为写的时候磨过一点洋工,知道现在自己还能背诵。现在中学文学课本上有的课文太长,不好教;小学取消了背诵,很不合适,你对这有什么意见?

  赵树理同志认为:一般说,机械的背诵是无用的;但是机械的记忆却有用,不可不加锻炼。不但语文课里有些东西须要把它记下来,即是数理化课里有些定理和公式、不机械地记牢固,怎么能运用它呢?再拿写字来说,汉字是要一笔一画地记下来才会写,而这中一笔一画之间又没有道理可讲(指楷书说,篆书除外),不记就不行。小学为什么取消了背诵,我不清楚。

  讲课文固然好,但还须要学生记;讲读课是需要的,但不宜太多。课文加长了也有好处。文学形式本是多式多样的,不能一律以短小精悍为唯一标准。有的人感到长课文大部分是口语,没有什么讲头。我认为教师的任务不一定在多讲;不讲,而采取表情的朗读,也能解决问题,因为朗读的好,就能帮助学生懂,我们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在使学生懂。

  现在语文教师,一般水平不高,迫切需要进修,希望赵树理同志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建议政 府多办一些语文训练班,使得大部分教师通过训练提高业务水平,再多给参观机会,通过体验生活,创造写作条件。

  赵树理同志说:教师要求提成业务水午平,这是可喜的,但多办训练班,并不足好办法。全省语文教师外几千人,不可能办那么多的训练班,主要还是依靠老师们自学,互相帮助来提高。况且语文教师要学的东西很多.训练班也不能全部解决老师所要学的东西。就拿汉字来说吧,目前普遍存在着发音不正确的现象。许多汉字,我就不认得,我普和吴组湘同志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你们当作家的幸福.会用不会读,或者读错了’,并不妨碍写作。我们当教师的就不能了,对每个汉字要懂得彻底,读得正确,因为我们要放学生”。类如这个问题就不能能训练班解决。

  语文教师批改作文不能说是一件苦事,而是乐事,并且是进修方式之一。一个语文教师,每学期平均以教两班学生(每班50人)五次作文计算,就要看上500本作文,这个阅读面是很广的;看了还要改,还要批,那个深度更不同于泛泛阅读。体会到这一点,我想再也不会把批改作文当成苦事了。不可否认,语文教师工作多,除备课、教课、听课、学习外,还要批改作文,但无论怎样忙,我认为每学期应该要求自己有计划地读上几本书,写一点东西,这也是一种进修方式,而且是主要的方式。

  至于参观并不是解决写作的有效办法,我所参观的地方不算少,可是我的小说素材没有一篇是从参观中得来的。大家都知道写作品要从体验生活开始,但单纯地把参观理解为体验生活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教师们能够利用假期回到自己所最熟悉的农村去,就能体验出许多生活来,就有可能写作品。此外,学校的生活,也并非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狭窄和贫乏,事实上它很复杂,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一个当教师的除书本上的知识外,其它方面可能没有学生的生活多、知道的多。因为学生是几千人、几百人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面是广的,性格也各有不同,怎么能说学校生活贫乏呢?老舍的《赵子曰》叶圣陶的《倪焕之》,都是写教师的,又何尝简单呢?一个学校内很多的教师和学生,生活当然很复杂,从表面上看,觉得学校无非是上课下识,简单得很;如果深入到里面看:并不简单,大有可写的材料。

  作家到中小城市和学生接触,对提高学生写作有没有作用?

  赵树理同志说:见作家是不是就起作用呢?依我看作用不会太大。而且作家和学生见了面,给予学生的影响,今时可能还起反作用。常有学生听了作家讲话之后,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这情况不好。因此,我们在对学生讲话的出候,总是告诉他们:“在练习运用语文的阶段,最能帮助你们的是语文老师,而不是作家和文艺杂志的编辑们。”事实上也是如此。

  (录自《山西教育》195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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